196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病逝于河南，遗体被易名火化。

从解释原理来看，不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相同很正常，特别是在较为疑难的案件中法官们的理解会有更大差异。另一方面，它要求合议庭成员只能发表正确意见，然而在案件没有被确认为错案之前，又有哪个审判员知道何为正确意见呢？(二)责任划分显失公平，回避领导责任从法理上说，权力与责任应当是统一的，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责任。

取消错案追究连坐制，代之以错案追究激励制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发布《法官行为规范(试行)》，2010年发布《法官行为规范》取代前者。而在这些法律中，除《刑法》设有枉法裁判罪等追究法官责任的规定外，对法官责任的追究只能按照《法官法》进行。注释：①参见贺日开：《司法权威的宪政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9页。重视了案件被上级法院撤销等现象，而忽视了错案的本质。

法官或者合议庭在审理的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前，经常受到上级法院、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预，也常常受到法院其他法官、行政领导的干涉，有时法官作出的判决甚至根本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是某位领导意志的强加或集体会议的决定。从限制法官自由转向保障法官独立，需要废除当前限制法官自由的审判管理体制，并给法官的独立审判提供必要条件。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第八条只是简单地规定公民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并在第十九条设置监察机关，监察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纠举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立宪实践显示，各国宪法的内容虽各有不同，有的没有序言，有的对总纲不作系统规定，甚至在有些国家的宪法中公民权利的内容也未独立成章，但各国宪法均以解决管治机构的设置和管治权的配置与限制问题为核心，对国家机构的构成，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和活动程序不作系统规定的宪法还没有。只有将社会管理体制纳入宪法框架，才谈得上依法治国，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形成高价政府，加重国民的负担，且使得全部财政很少能用于社会保障。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国家审判权（第一百二十三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国民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

[26]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宪法中也被列入‘各政党之内，这体现了各政党无论大小，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公权力的问题，正是美国宪法产生和变迁的动因。每经过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名义宪法则有点像一件过于宽大而不合身的衣服。

如果在相关宪法原则指导下进行解释，管理不留空白明显体现了全权政府的色彩，与宪法理念和内容明显不一致。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和政治组织常有冲破宪法界限的冲动和举动，宪法至上意味着政治生活依宪法规范展开。就此而言，名义宪法是一部不能规制公权力的宪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新任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再次明确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果若如此，抛弃宪法的社会管理创新必定是法外行为，即使若干创新有可圈可点之处，仍难获得宪法的承认。不过，这些规定的主调仍是强调消极的守法义务。

一方面，现行宪法宣称自身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违反宪法。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八十五条），行使最高国家行政权（第八十九条），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行政机关，行使地方国家行政权（第一百零五条）。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麦迪逊便明确指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中国具有长期的人治传统，若能脱人治，入法治，可谓巨大的历史创新。国民通过制宪、进而立法，把一部分空间交给国家机构管理，同时把其余空间作为自由全部留给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警告道：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语义宪法并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化妆，它不以规制权力为主旨，而是执掌权力的宣言和标志。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自治空间。

按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作为社会管理对象的全部空间是这样划分的：社会的全部活动空间都是属于国民的。这种限定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明确列举政府管理权限的内容，并且列举即为限制，政府不得主张未列举的管理权，二是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以间接和否定的方式限定政府管理权，即政府在管理社会时，其管理权的行使不得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否则越界即为无效。

另一方面中国宪政建设最大的困境是宪法不被实施和适用，缺失权威，实际是任人宰割的闲法。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载《法学》2006年第6期。

因此，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实为法治层面的拨乱反正，甚至需要矫枉过正。[11] [德]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8] 事实上，政府部门亦是在狭义的层面理解政府一语。现行宪法的这些规定建立了基本的管理机构体系，在不同机关间分配了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1999年，现行宪法第三次修订，第五条载入全新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理上，政府的管理空间是受宪法原则和精神限制的，管理不留空白的口号，其真实法律含义是要求公权力的触手无处不在，可以从田野、街道一直延伸至村民的庭院和居民的楼道，甚至达到住宅的门口和卧室。

参见周永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载《求是杂志》2011年第9期。任何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均应在宪法的框架下展开，宪政便是当代国家社会管理的实践形态。

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中国法秩序下展开和推进，必须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纳入宪法的框架，扎扎实实地落实宪法确立的社会管理体制。[9] 有论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没有系统论述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如何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扮演法定的角色。

第五条第一款的法治国确立了中国法律体系的道德和价值标准，第三款因而必须如此解释：在涉及公共权力组织的立法时，一切法律、行政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不可只是形式上满足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标准，而且必须在内容上以限定公共权力为价值取向。当然，这些国家也是典型的宪政国家。

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政府显然应指一切掌控公共权力的组织，包括政党。于执政党而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1] 截至2013年1月5日，笔者以社会管理为篇名的搜索显示，中国知网共收录19399篇各类社会管理的研究及报告。而所谓宪法的实施，便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团体、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依宪法和法律办法，维护宪法的权威。

倘若如此，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便不再是人大制度了，人大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宪定职权关系，以及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的宪定职权关系，也就完全脱离了宪法轨道。其次，现行宪法第五条在结构安排上以法制尊严和统一为首，旋即要求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并进一步地明令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正是一系列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重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质言之，宪法实施便是社会管理创新。

美国宪法本身是一个反抗中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给逼出来的 ，这个民族所反抗的正是宗主国无节制的专断权力。[24] 令人惊咤的是，有学者竟然鼓吹中国宪政模式。